作者：王晓玲，中国社会科学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摘编：王晓玲、董向荣，“韩国‘海外韩国学’构建路径的转向：从单向传播到多元互动”，载《东北亚学刊》2022年11月第6期。
摘 要：海外关于韩国的研究早已有之，但韩国有意识地在海外构建“韩国学”始于20世纪90年代。韩国最初将“海外韩国学”视作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以提升国家形象。在此过程中，韩国有关机构积极为“海外韩国学”的发展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向海外单向传播韩国国内“韩国学”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此构建的“海外韩国学”难以融入全球学术话语体系，韩国不得不对“韩国学”的民族主义特性以及“单极全球化”思维进行反思，转而开始倡导从韩国实践出发，发掘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研究主题，构建适用于本民族、本地区以及全球层面的知识体系，力求使韩国文化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受此影响，韩国的“海外韩国学”构建路径转向跨学科、跨区域和多元互动。
关键词： 韩国学 海外韩国学 单向传播 多元互动
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有意识地构建“海外韩国学”。“海外韩国学”与“韩流”文化产品成为韩国政府进行文化海外推广的两条重要路径。前者主要面向学术界，推动海外的韩语教学和韩国相关研究；后者主要面向普通大众，推动国际社会对韩国文化的了解与追捧，间接推动了韩国语热和韩国学热。从文化交流的视角看，前者的影响深刻而长远，后者的影响快速而广泛。“海外韩国学”与“韩流”文化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了韩国的国家形象建设。中国学术界围绕“韩流”文化传播开展了诸多研究，相比之下对“海外韩国学”的关注尚显欠缺。本研究聚焦“海外韩国学”构建路径的转变及其动因，意在揭示韩国文化海外传播理念的转变，展现韩国学术界对全球化背景下韩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新认知。20世纪90年代，韩国开始投入政府资源主导“海外韩国学”的构建，向“海外韩国学”提供大量物质和人力支持，迅速扩大“海外韩国学”的规模。自90年代末起，“海外韩国学”的扩张与“韩流”文化的海外传播形成合力，提升了韩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体而言：
1991年，韩国在外交部内设立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开始推广“海外韩国学”。该财团是韩国以《公共外交法》为依据设立的唯一公共外交财团，将散落在政府各部门的“海外韩国学”援助项目进行集中统筹管理。当时，韩国认为自身的海外影响力远远落后于国力，软实力欠缺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软肋。在海外的“韩国学”领域里，美国和欧洲位于学术话语的中心。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于其维护全球霸权的需要，其中的韩国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领域，研究规模落后于“中国学”和“日本学”。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圈内存在一些人文学视角下的韩国学研究，同样属于区域学中受重视度较低的学科。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其高校中的“韩国学”都在学术资源分配中与“中国学”、“日本学”存在竞争，学科发展受到限制，“海外韩国学”无论规模还是内容都不能满足韩国的期待。在邻国日本，虽然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都广泛关注韩国，但日本“韩国学”与韩国本土的“韩国学”存在较大立场分歧，主要是因为两国学者对待殖民史观的立场迥异。在此背景下，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将“海外韩国学”的构建目标设定为提升国家形象、改变歪曲的韩国观、积极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韩友好的舆论氛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海外韩国学”支援项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建设海外韩国学人才库，培养“知韩派”，具体措施包括：在海外高校中增设韩国学相关学科、教授职位；在海外高校开设韩国学相关讲座；援助海外高校开发韩语以及韩国学相关课程和教材；向海外韩国学研究学者提供研究资助；向从事韩国学研究的青年学生提供奖学金；邀请海外学者赴韩开展研究、学习韩语；邀请海外韩语教师赴韩研修；邀请海外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的精英以及年轻人访韩并了解韩国等。二是为海外的韩国学学术机构提供资料和人力支援，具体措施包括：向海外高校派遣韩国学或者韩语教师；向海外高校以及图书馆赠送韩国学相关书籍、影像资料、电子图书馆资源；开发并无偿提供韩国学互联网课程等。截至2022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累计在17个国家的100所大学里增设了156个韩国学相关教授职位；向42个国家的智库提供了研究经费，资助了764个韩国学研究项目；在9个国家的28个博物馆里增设了韩国展室；邀请12000多名外国专家访问韩国。2021年，全球有44个国家的149所高校收看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开设的“KF Global e-School”课程。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着手推动“海外韩国学”建设的同时，韩国企业也在加快海外投资。韩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进行营销的过程中，将韩国文化产品介绍到了海外，与迅速发展的韩国文化产业形成合力，促成了“韩流”文化产品的输出。“韩流”文化产品的输出吸引了大量海外年轻人，他们对韩语、韩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韩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为韩语学习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二者共同推动了“海外韩国学”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海外韩国学”“韩流文化”与韩国企业的发展形成了积极互动。为适应海外公众韩语学习需求的迅速增长，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于2001年设立了韩国语世界化财团，面向海外普通大众提供韩语课程。2012年，韩国语世界化财团改称“世宗学堂财团”，在海外开设教授韩语的“世宗学堂”。截至2022年6月，世宗学堂财团在84个国家设立了244个世宗学堂。“世宗学堂”虽然仅教授韩语和浅显的韩国文化知识，但对韩国海外“韩国学”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
韩国景福宫
从知识流动的角度来看，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主导的“海外韩国学”构建是单方向的。无论向海外提供韩国学课程、韩国学研究资料，还是邀请海外学者赴韩开展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都以向海外输出本土“韩国学”的研究成果为目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迅速构建并扩大了“海外韩国学”研究的“硬件”基础。但是，如此构建的“海外韩国学”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通过单向输出构建起的“海外韩国学”难以融入全球学术话语体系，遇到了发展瓶颈。
第一，单向推广的“海外韩国学”，大多在进行“知识搬运”，而不是“知识创造”。韩国学者在2012年针对设有“韩国学”课程的313所海外高校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仅开设课程而不授予学位的学校有127个，授予学位的学校有155个，设有博士学位课程的有33个。在这313所高校中，有149所只教授韩语，有128所在教授韩语的同时教授一部分韩国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仅有36所高校教授正规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这313所高校中有222所高校仅有1-2个韩国学教职。东南亚、中亚、南美等地区的“韩国学”虽然发展迅速，但年轻人大多因为喜欢“韩流”文化，或者以就业为目的学习韩语，对深层次的“韩国学”缺少兴趣。第二，韩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既是本国文化走出去的源动力，又是韩国本土“韩国学”与“海外韩国学”沟通的壁垒，有时甚至引发海外韩国学学者对韩国本土“韩国学”的批判，以及他国公众的厌韩情绪。美国学者安德烈·施密德（Andre Schmid）指出，海外的“韩国学”学者意识到韩国本土“韩国学”的民族主义倾向，所以在研究中刻意与之保持距离。韩国学者白永瑞也认为，美国“韩国学”研究的主流有意识地与韩国的民族主义保持距离，并且会在研究中批判韩国本土“韩国学”的民族主义倾向。美国学术界的这种态度促使韩国学术界对于本土“韩国学”的发展与海外传播进行反思。韩国历史学家崔章集以韩国史研究为例指出，美英学者的一些研究比韩国学者的研究更有学术价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学术界受到包括反共、反日以及民族主义的束缚。第三，缺少全球性的问题意识使得“韩国学”难以为全球知识体系做出贡献，处于全球学术话语的边缘，难以持续健康发展。韩国学者调查研究发现，美国学者产出的“韩国学”研究成果在“海外韩国学”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美国学者从本国需求出发，以西方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和概念框架展开研究，多数情况下美国学者会把韩国作为其研究中的一个案例，或者把一些韩国相关的客观指标纳入定量研究，对韩国的具体情况本身缺乏兴趣。而以韩国为研究对象的美国“韩国学”即便与韩国的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也还是难以参与主流学术对话。因为“韩国学”研究与美国大学里的主流研究缺少关联性。白永瑞注意到这种现象，称“韩国学”在欧美高校中处于“双边缘”的尴尬位置：“韩国学”所属的东北亚区域学处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同时韩国在东北亚区域学中的重要度又低于“中国学”和“日本学”。“韩国学”的“边缘性”使其离开韩国的资金支持难以持续发展，韩国为维持欧美高校里的“韩国学”教职只能不断投入大量资金。第四，与“海外韩国学”互动密切的“韩流”文化在海外扩散过程中也经历了与“海外韩国学”相似的阻力，促使韩国学者认识到韩国文化单向传播引发的问题，推动了韩国学者全球文化发展观念的转向。“韩流”文化走向海外与韩国构建“海外韩国学”的起始时间相似，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而且二者都被视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以后，“韩流”在海外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引发了韩国社会舆论的关注，极大提高了韩国人的文化自信。韩国各界将其视为提升韩国产品品牌价值、扩大国家影响力、吸引海外游客的重要工具，赋予了“韩流”文化产品复杂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2000年以后，“韩流”文化产品的单向输出在东北亚等地区引发了“嫌韩流”。“韩流”文化现象一直是韩国本土“韩国学”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韩国学者们对“韩流”文化的成功和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韩流”文化被海外市场接纳，是因为“韩流”文化是融合韩国文化元素与全球文化元素的“杂糅文化”，是带有韩国文化符号特征的普遍性文化，而“韩流”文化的全球扩散其实是韩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后的“再全球化”。“嫌韩流”的出现正是因为“韩流”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忽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基于这种认识，韩国学者指出，“海外韩国学”的构建应该从“韩流”文化的发展中汲取经验教训，改变单向传播的思维方式。
韩国在“海外韩国学”构建中所遭遇的困境引发了韩国学界对于全球化背景下“韩国学”发展方向的讨论。这场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韩国学”如何克服民族主义桎梏；二是如何定义“普遍性”，“韩国学”应追求怎样的全球文化发展图景；三是如何开展“海外韩国学”的学科建设。
面对区域性文化实践与普遍性理论之间的张力，韩国学者林荧泽提出“开放的民族主义”概念，希望“韩国学”以更加富有弹性的反思的立场审视韩国文化。吴洙彰指出要重视“现场”但不能迷失在“现场”，也要重视理论的构建与验证。金愿提出“批判性地域学”概念，主张韩国学研究超越韩国视野，从关注民族文化转向同时关注其他文化、半岛统一以及亚洲视域下的问题。“韩国学”既要讨论全球性的学术问题，又要关注韩国社会的变迁，与韩国社会建立密切的“学术链接”。林玄镇也提出“韩国学”要超越区域学维度，建立起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框架，探寻普遍的知识体系。首尔教育厅负责人曹喜昖提出可以通过“对特殊现象进行普遍性解读”来实现从韩国本土到全球性的飞跃。就“何为普遍性”的问题，韩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持“多元主义”立场。以2006年出版的《我们内部的普遍性》一书为例，这本书集合了多位韩国学者关于文化普遍性的论述。曹喜昖在序文中揭示了欧美所倡导的“普遍性”背后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强权压迫，揭示了隐藏在文化单极发展观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特定文化族群的利益。曹喜昖借用沃勒斯坦的“普遍的普遍性”概念，指出“普遍性”可以因空间差异而分为西方普遍性、东亚普遍性、全球普遍性；可以因人群经济文化属性的不同而分为资本视角下的普遍性、民众视角下的普遍性等。曹喜昖主张摈弃“霸权的普遍性”，走向“普遍的普遍性”。白永瑞指出，可以通过“全球本土化”（glocalism）与本土文化的“再全球化”的双向互动来实现全球性思维与地域性实践的结合，同时在本土（local）、区域(regional)和全球(global)三个层面上，统合微观、中观与宏观理论视角展开文化研究，从而实现沃勒斯坦所说的“普遍的普遍性”。概言之，韩国学者们勾画了这样一幅全球文化图景：每一个区域文化都扎根于本国的问题意识，同时与不同区域背景的文化进行互动，通过由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所组成的主干连接起来，共同为这一主干提供营养，又通过主干进行交流。每个区域的文化探索，其横截面都呈现本土实践与地区性知识、全球性知识共存的多层结构。这样的知识体系显然要通过多区域、多学科间的互动来完成。具体到“海外韩国学”的构建路径，韩国学者转向了本土“韩国学”与“海外韩国学”、“韩国学”与其他区域学、“韩国学”与其他基础研究学科协同发展的思路，认为应该以一定的基础学科理论为基础，对韩国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展开更多的比较研究，与全球学术界展开更加密切的互动。受这种思路的影响，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提出了文化互动视角下的“韩国学”定义：“韩国学”是研究韩国文化与韩国人在与外部世界沟通过程中所取得成果的学问。“韩国学”是韩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知识的一部分。“韩国学”在追求韩国固有价值的同时，也追求全人类普遍价值。这意味着韩国学术界不再把塑造民族文化认同作为目标，不再以宣传韩国文化作为“海外韩国学”的显性目标，而是把“韩国学”看作全球文化多元互动中的一元，认为“韩国学”要在多文化互动中发展。具体到“海外韩国学”的学科构建，学者们建议从韩国的实践出发，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和多学科合作研究。例如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事长林玄镇指出，“韩国学”的全球化不应该生搬硬套西方学界提出的框架来对韩国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应该从韩国的角度将韩国的特殊性同区域和世界的普遍性交叉融合，以韩国为中心，在韩国开展美国学、欧洲学、日本学、中国学、东南亚等区域学研究，要促进基础学科研究，建设韩国学资料库，促进国内外研究人员协同研究”。韩国学术界的理念转变影响了“海外韩国学”的发展路径。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海外韩国学”构建逐渐由单方向地向海外传播本土“韩国学”研究成果，转变为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构建全球共享的“韩国学”数据库，引导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展开跨区域、跨学科的多元互动和合作研究。主要表现在：第一，强化学术机构在“海外韩国学”构建中的引领作用，推动“本土韩国学”与“海外韩国学”学者之间的合作。韩国政府对“海外韩国学”支援机构的业务进行了调整。2007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内增设了专门面向海外的“韩国学振兴事业团”，开始积极参与“海外韩国学”构建，引导国内外“韩国学”学者的研究方向。2008年，韩国国务总理室对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世宗学堂财团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业务进行了调整，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负责海外高校的“韩国学”专业设置与教学支援；由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负责与“海外韩国学”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并支援“海外韩国学”学者的研究；由世宗学堂财团负责设立和运营面向大众的“韩语学堂”；三个机构在分工的同时展开密切合作，并重视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咨询功能。概言之，以学者为主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负责主导“海外韩国学”的发展和合作方向，而作为公共外交机构的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与世宗学堂财团主要致力于扩充和维护“海外韩国学”的“硬件”基础。第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逐渐改变了向世界宣传韩国文化的思路，开始推动“文化互动”视角下的文化交流。2000年以后，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日益重视构建跨国学术研究合作网络，在支援“海外韩国学”研究的同时，投入与之相当的资金，用于构建韩国学国际合作网络。具体措施包括：在世界各地举办韩国学相关学术论坛；邀请海外学者访韩开展研究并与韩国学术界建立长期联系；鼓励韩国学者与海外学者共同申请研究项目等。与此同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设立了“全球挑战者”项目，将韩国年轻人送往海外的智库、博物馆、图书馆工作。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在韩国运营的“KF全球中心”经常举办海外文化宣传活动，引导国民体验外国文化。在“海外韩国学”支援方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认识到高效的学术支援、高水平的研究方向引导需要建立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上，为此在海外设立了事务所。截至2018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已经在海外设立了7个事务所，并在北美、欧洲、大洋洲设立了韩国学咨询委员会。第三，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以及韩国各高校内的韩国学研究机构加强了跨学科、跨区域研究合作。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打破学科界限，取消了以学科为界的研究室设置，围绕研究主题重组研究团队，展开跨学科研究。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还尝试打通世界各地“韩国学”之间的国界壁垒，促进全球范围内“韩国学”的研究合作，为此设立了“韩国学全球化研究室”项目。该项目宗旨就是“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共同研究，产出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研究成果，强化韩国学的世界竞争力。通过吸引海外优秀学者提升韩国学的世界影响力，强化国内外学术合作网络”。与此同时，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联合韩国高校内的韩国学研究机构不断充实韩国研究基础资料库，并将其向海外学者开放。例如，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将长期整理的“藏书阁”古籍录入数字库向海外研究者开放。第四，在打破学科壁垒、区域界限的基础之上，韩国学术界尝试发掘具有全球意义的研究主题。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设立的研究支援项目多集中在基础资料整理和基础理论研究，引导学者们思考“普遍性”问题，引导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们在共享韩国相关基础研究资料的同时，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对共同的议题展开合作研究，探究适用于全球的理论。
受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韩国本土的“韩国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在构建“海外韩国学”的过程中，韩国学者们对本土“韩国学”的这一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继而思考文化全球化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学者通过对“韩国学”和“海外韩国学”的讨论，逐渐形成了“多极化”的全球文化发展观，形成了“多元互动”的文化传播理念，在探寻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研究主题过程中体现韩国特色，以多元的文化全球化视角同时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桎梏，构建同时适用于本民族、东北亚地区以及全球层面的知识体系，进而思考如何将韩国的文化特殊性与全球层面的文化普遍性相结合。“海外韩国学”构建理念路径的变化，是韩国政府、学界和社会组织不断探索和反思的结果，也为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镜鉴（省略注释和英文摘要）。
- END -